从特殊中发现一般——反思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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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张静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。
对于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，思维特性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。要从中国案例中揭示新的一般性原理，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，需要我们对人类可共享的知识有深入理解，并相信存在认识事物的一般思维逻辑。而具有从特殊经验中揭示一般性的问题意识，在比较参照中将中国案例与已有的系统性知识相关联，抱有追问因果的纯粹目标，援引关于事物本体的认识范畴寻因作证，区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，并运用形式逻辑从具体现象中抽象简洁原理，这些思维特征限定着我们从特殊经验中发现一般知识的能力。
一、问题意识
社会科学正在努力让世界“读懂中国”，普遍采用的方式，是论证我们的独特性−本土特征、差异模式、独特道路。这么做不是不对，但效果有限。于是有尖锐的批评出现：有理说不清，说了没人听。为什么如此？我们需要反思自己。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，那就是如何阐述独特性？
在学术界，理解的前提在于评估是否值得了解。“值得”是一个特指的专业性判断，指是否具有知识价值。有知识价值意味着两点：提供事实而不是论断，揭示事实中的原理。学界的信念仍是培根所言：知识就是力量，而非力量就是知识，所以光声音大不行，得有内容。这内容必须是通过事实证明的解释原理。事实和原理阐述有助于提升立场的正当性，至少是可论辩性及可接受性，但单纯的立场表达无法等同于事实可靠或原理真实。这种关系提示了一个问题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，如果疏于阐述事实和原理，将使交流遇到困难。
立场不同可能产生认同（积极标准）或者接受（消极标准）吗？世界上不乏这样的例子，所以才有“值得尊敬的对手”“有建设性的竞争”说法。这里的“值得尊敬”和“有建设性”，通常来自对行为基本原理的了解。虽然社会科学研究并非与价值立场无涉，但立场需要通过验证原理得到说明。这有别于用学术语言谈政治，因为学术针对知识，而政治针对对手。知识发现虽然有竞争性，但目的是通过学习克服人类无知，所以在严谨的学者看来，一种现象是否包含值得了解的知识，与行为者是谁关系不大。而在政治斗争中，如果承认对手的做法符合原理，就可能出现政治不正确问题。这个差别，用社会学常用的分类表述就是，知识视角是普遍主义（针对行为）的，衡量的标准一致，否则难以说服取信他人，政治视角是特殊主义（针对对象）的，衡量的标准多元，否则无法打击敌手。由于存在敌友阵营，政治必须首先识别立场，展示力量控制对方，但知识需要一视同仁，探索不同经验的行动原理，增益对人类自身的认识。如果承认这一差别，那么仅以知识之形施政治之实，能否真正促进相互了解？我对此持怀疑态度。
很不幸，由特殊主义原则指导论述，常常支配着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。这表现在放弃求知型提问，代之以用学术话语伸张权力意志，用普遍主义概念包装特殊主义事实。这种情况在中外都有表现。比如，在英语界，常见有这样的提问模式：根据标准本应……，但（某国）为什么没有……在华语界，以国别或者人群为边界，提问“何谓普世，谁之价值”的也不罕见。这些从对象出发的提问，看上去立场互相针对，但实际上共享同样的特殊主义原则。真正的研究者与社会受众的区别在于，他会因为某原理可以解释现实、出现进一步了解的兴趣，而单纯的立场论述，很难对独立的思考者产生有力影响。
特殊主义原则的局限性，在于采用温暖的“同理心”对待事实。这是善意的，然而从研究角度看又是不合格的：“如果只通过‘同理心’去了解人类行为，我们就永远不能证伪描述性假设、或者为它们提供自己经验之外的证据，从中获得的结论，也永远无法超越那些未经检验的假设，这样的阐释将止步于个人理解，而非科学研究。”“ 同理心”常常以识别对象为前提，难免忽略系统性思维和参照系比较，结果往往是排斥超越自我经验的证据，陷于对有限经验的绝对信仰。这种“思想视阈的内陷”，特点是缺乏批评审视，满足于自我专注甚至自恋−这个警示虽然针对西方知识分子共同体，但值得全世界知识界记取。因为将学术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，使原理探索变成立场宣示，在中国学界的“辩论”中也不乏案例。比如将费孝通提出的，农工混合乡土经济形态何以在中国存在，变成不同发展模式问题−为何中国乡村工业化没有走西方的道路；把彭玉生提出的，在缺乏个体产权的情况下，宗族团结和信任为什么能够保护非正式产权，变成特殊的工业化模式问题−为何家族才是解释温州工业化的谜底。
这类针对点的转变，反映了在问题意识深处，对一般性知识追求的无感，试图以学术政治替代学术原理竞争：指出一般的工业化道路、或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社会不能成立。倘若是此，那么怎样解释，人类上百年来的工业化现象，作为更具效率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出现？又怎么解释，从长程历史来看，中国企业的各种管理规则，和世界的趋同大于趋异？对这类问题的转化习以为常，是否缺乏整体关照的自我专注呢？特殊主义的提问逻辑也许适合战斗，但不适合探索−如果我们的成功，说明我们做对了什么，这种“对”的行为原理是什么呢？和其他的成功经验相比，原理上相似还是迥异？如果是后者，需要从特殊经验中揭示新的、可解释的一般性原理，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，方能产生说服力。
二、整体性与系统性
与此相关的一个常见问题，是说理活动要不要以地域为界？我尚不确定这个问题对于知识产出的意义，原因在于知识流动的复杂性。知识虽然来自某个地域，但它的价值往往不受地缘限定，全球学界和业界都将参与评价。这意味着，判断知识是否有价值，和广泛的认可有关，因而新知识需要和已有的知识系统发生关系，很难仅由单方面定义。也就是说，所有新的探索，都不能不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。
为什么要和已有知识相联系？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和系统性特点，要求知识之间具有牢固的支撑关系：“在比较成熟的科学里，有一些相互关联的模式，可以称之为假设和理论，为研究者个人提供了牢固的支撑。这些假设和理论的发展，通过不断的逆向反馈，和具体资料及数据进展结合在一起。”“如果没有从前的那些步骤，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步骤，后来的步骤超越从前的步骤，然而从前步骤的意义，作为研究工作整个链条上的一环仍然保持不变。”这种“牢固支撑”不仅来自具体的经验，也来自经验和理论的系统性关联：“如果没有一些比较自治的、相互关联的模式以及比较自治的理论发展，而仅仅从汗牛充栋的文献里选择一些个别的文献资料，就会被一些短命的、难以经受检验的研究惯例所主宰”，从而无法避免在“时代动摇不定转瞬即逝的各种派别影响”下，“历史总是被改写”的命运。
社会科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，还与是否指向非短期、非偶然、非特定的一般性相关。这里，短期是指暂时性的关系，偶然是指较少概率出现、不是常态的情况，特定是指必须依赖大量的限定条件，而限定意味着不易自然出现。在社会科学研究中，对短期、偶然和特定因素的探索，不是没有意义，但其相对的重要性程度较低：因为没有识别−不会出现和尚未出现的差异、藕变和反复出现的差别，更没有辨清−无关紧要的日常活动，与改变社会结构（社会关系）、观念力量（思想和信仰）和经济政治关系（力量分布）的不同。社会科学要寻找的，是推动重要改变发生的常态因，而非条件稍微变化，因果关联就即刻瓦解的偶然因。并非所有的活动都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，大部分的人类活动，结果不过是在延续或重复社会和文化结构，并未带来显著和有意义的变化，所以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识别常态因，对于引发其他研究者的注意十分重要。
显然，在整体性和系统性要求下，“熟悉”不等于“知道”。熟悉有关经验现象，而知道有关原理知识。现象是零碎和多变的，原理则必须有关联和稳定理由。原理能够解释现象，但现象甲不能解释现象乙，现象之间的关键联系在被一般化成理论关系后，方能解释同类现象。比如，中国的扶贫实践获得全世界承认，此乃现象，可无法用此解释其他地方的贫困现象，也不能解释未来的贫困现象。但为何会总有人陷入贫困？《贫穷的本质：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》这本著作通过大量访谈和对比实验，探索了特定群体陷入贫困的原因，用以解释大部分贫困现象的产生。如果这个解释对多地贫困经验具有广泛的解释性，就形成了一般性知识，成为不同地区解决贫困问题的参照基础。
社会科学研究致力于通过局部经验，提供一般知识，这不仅需要知自己，还要知他人，不仅需要阐述经验，还需要将经验转化为原理。这种转化离不开系统的参照系比较。借用一个比喻：想象中国是一个房间，如果只待在房间里，我虽然可以告诉你房间内的每一个细节，“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”。要知道这个位置，必须能走出房间了解整体，将对中国的所知，放入整个人类的知识系统中，方能看到它的价值。所以在理论形态上和已有的知识系统交流，发现不同故事背后的一般原理，局部经验才可能和他人的经验产生关联，这是不同的局部经验能否顺利交流的必经之路。如果不能从局部经验中发现一般关系，要么是这些经验不存在一般意义，要么是研究者缺少发现一般的认知能力。
发现一般性要求以理论产出为中心，这与以经验（个案）产出为中心有所不同。后者是就事论事的（case-specific），不需要关注案例结论与人类整体知识的联系，而前者必须对已有的知识作出系统性回应，明确新结论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置。如果缺少把局部经验进行一般化的意图，很多中国经验就止于特殊性故事，无法以一般知识的面貌出现。如果某一独特性同时具有普遍性意义，那么它的知识价值会提高，更容易吸引他人运用本地经验验证，通过交流过程向外扩散。倘若研究只针对我们熟悉的中国故事自己，无法面对整个人类提供行为原理，那么他人有什么动力要弄懂一个与己无关的经验？
三、本体论与历史论
更进一步，面对中国经验，为何我们不去探索−独特中的一般−这一价值更高、更容易传播的知识，可能与更深层的思维特点有关。哲学是体现思维方式的途径，所以我们需要暂时进入哲学讨论。
古希腊哲学的目标，是回答事物的本质或自然属性，即探寻本体论问题。在这种目标驱使下，区分客观事实和主观感受之间的固定差异，构造有关事实的分类特征及客观定义，以此作为进一步的分析基础十分重要。这意味着，在基本原则方面，认识者和被认识对象有别，如果认识对象不具备固定的客观性质，或者这个性质可以被认识者的想象随意改变，它就不是事实。这预设了，事实必须有超越性的、自在的、稳定的特征，方能作为范畴奠定认识的基础。
这一点是否当然成为不同思维方式的认识论前提？未必。不同哲学的比较分析发现，在中国哲学中，客观和主观之间并不存在不容改变的固定差异，事实也未必具有自在的稳定特征用于“援引”。“ 中国文化的形成，并不企图诉诸那些规定人的本性、并确立人类统一的普遍范畴，中国人更愿意用中部之国的人、或汉人等地域性语言讨论他们自己……在对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中，古代中国的思想家都不会援用超越的原则，来为他们的见解寻因作证。”理由是：“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说往往不能相符，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。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，乃为真义理也。”
为了容易区分，暂且称此为历史论思维，对应上述的本体论思维。有关客观事物的认识方式，这里存在值得注意的差别：特定和恒定的性质预设。历史论对事物的定义不同：它视事物是主客交融的、具体的、变化的、相互联系的，而不是有恒定的、客观的、独立的、超越的一般特质的。历史论思维较少将事物特征一般化的企图，因为一般化，通常意味着较高程度的恒定分类，与基本预设有违。比较而言，本体论思维则在恒定的分类特征基础上，试图认识那些“确立人类统一的普遍范畴”，即一般特质。比如这些概念−具体的人（man），一般的人类（mankind）；特殊的个人（person），普遍的个体（individual）；单一行为（behavior），集体行为模式（collective patterns of behavior）等等。在这几组概念中，所指事实都同时具有特殊性和一般性：前者是独特的但后者是一般的，前者是具体的但后者是普遍的。就像张三和李四是不同的个人，但他们作为个体具有的权利，是共同的、可以援引作为一般比较的依据。在这种区分里，特殊性不是普遍性，具体性也不是一般性，二者无法相互替代，但独特性中有普遍性特征、具体性中有一般性特征可以认识，它们具有特殊具体的事实基础（根据）。
这个曲折绕口的概念区分有什么意义？不同的思维方式会有不同的回答。重要的差别在这一点：思维方式与认知信念−在个别中寻找一般、在特殊中探寻普遍−究竟有没有价值。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下，追求客观的普遍性、抽象性原理，超越具体、特殊经验的限定，去探寻事物一般的恒定本质，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目标。在历史论的思维方式下，事物是变化的、历史的、具体的，不以恒定、一般的抽象特质作为存在前提。那么，谁会探索自认为不存在的事物特质呢？合乎逻辑地，如果根本不认为一般特质客观上存在，如何可能去探索它们？进一步，如果没有这样的区分前提作为先验援引，在具体/特殊的故事讲述中，如何会对一些关键不同−经验的（可见的）/超越的（可期的），再生的（从有到有）/构造的（从无到有）有所视见？如果不认为，把认识推进到定理/公理/原理的一般层次很重要，有什么必要从特殊发现一般？
问题的确很棘手：由于原理属于事物的一般性特质，那么，如果不存在对一般特质的（恒定）信念，所谓探索原理探索的究竟是什么？会以什么方式进行？是否眼前的经验所见就是原理？经验所见能举出一个事物的过程实例，但探索原理需要说出它的一般含义、普遍特征和不断重现的原因。当认识者这样做时，“就无可避免地，要走出过程的特殊性世界，进入观念和形式的认识领域”。显然，“走出过程的特殊性世界”去认识一般，是否有用，是否可期，是否有价值，都和认识信念密切相关。两种思维信念处理事实的方式很不同。我们都已经知道，本体论思维是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基础。在自然科学方面，对这个基础是一致承认的，但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仍充满分歧，在中国这个人文传统深厚的国家，此问题尤其明显。
葛瑞汉曾经借助于“因果思维”和“关联思维”的对比，来说明本体论和历史论思维的差异，他发现这两种思维由于逻辑不同，注意的面向和能力有异。关联思维的信念基于经验本身，假定事实是历史的、变化的、互为关联的，但并不进行同质和异质的定义之分，也不使用统属的特征区别作为援引依据。因果思维的信念在认识一般性，假定事物按照性质不同各有统属，在同质性事物之间，存在普遍和一般性原理（因果关系）可以探求。这两种思维导向有异，因果导向为纵向的（具体到抽象，特殊到普遍），而关联导向为横向的（平行的类比，指向具体可体验的事物，不求助于任何超凡的领域）。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能不能产生共同的知识目标？笔者没有答案。
但我们无法回避，因为这关系到什么是知识，要去认识什么−此信念极大地影响着思维逻辑。只要观察−面对同样的资料，为何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认识和分析深度−就可以发现：和掌握材料（经验现象）相比，思维逻辑（分析能力）一点也不次要，（因为）“思维会给自然的事件和物体，赋予很不相同的地位和价值”。“特殊性世界”的经验材料是零散随机的，它们的意义在于组成相互联系，而建立这种联系依靠的是认识过程，经验材料可以用于证实，但如何组织它们用于解释，则依赖理论系统和分析逻辑。往往是它们、而非眼见本身，决定了认识者能从经验中“看”到什么。所以在发现因果关系方面，思维甚至胜于数据，因为运用逻辑方能发现数据之间的关键联系。堆积数据和材料可以“产生出好的故事，但通常产生不出知识。因为它只是感觉的绽放，目的是强化人们的心情或感受，其联结的纽带是感情的连贯。……（而）思维则立足于某种有根据的信念，这种根据并非直接感受到的事物，而是真实的知识，被信以为真的知识”。
四、事实与意愿
上述思维方式的区分，可以帮助研究者辨别，在面对现象的时候，所谓“认识”，究竟是发现事实，还是阐述意愿。这两个东西有时混在一起进入交流，但区分它们对于沟通能不能建立共同的基础很关键。意愿是一种对事实的看法，常常陷入分歧，因为意愿很难不加入对利、益、势、德及结果的考量，但事实是超脱这些考量的。事实论证必须依靠展示可共享的证据，并且允许各方加入新的证据信息，支持、补充、修正甚至推翻旧证据。如果证据真实明显，则更容易被持有不同意愿的人接受。比如，在交通事故发生后，当事者说，是对方的错，自己没有责任，这是意愿，不一定是事实证据。还比如法庭辩论，控辩双方相互斥责表达的是道德意愿，也不一定是事实证据。
在知识交流中，事实之所以比意愿更容易接受，因为它有超越于不同的情感、立场、意识形态、利益、道德、个体经验和偏好的特点，这一特点，不妨称之为事实的独立性。而意愿则受限于不同的情感、立场、意识形态、利益、道德、个体经验和偏好的影响，它没有办法“独立于”这些影响存在。事实的独立性使之纯粹：它不是愿望，和是否喜欢无关，和应该怎么样、希望它怎么样也无关。这确实非常冷酷，常常被有情感有温度有道德的常见思维所不喜。但之所以揭示事实才能使人信服，就在于它区别于文学虚构、情感宣泄，道德评判和个体偏好。如果把事实发现和意愿表达混淆，就很难区分愿望和事实，这样，面对的事物是什么，和它应该是什么，我希望它成为什么，就变成了同一个问题。
这种混淆−把关于事实的特征定义当成喜好和意愿，给社会科学研究的交流增加了困难和不解。比如社会学者经常使用“现代性”和“传统性”，指涉两种社会的异质特征。它们不是自然经验时间，而是基于特质的定义时间，用于理解不同的社会现象和结构。把这个定义看成是一个事实描述，还是看成一个抬高自己、贬低他者的意愿表达，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交流效果。把它当成事实的人，认为这个概念提供了有益的事实特征概括，把它当成意愿的人，认为执此定义者欢迎现代、厌弃传统，还把自己社会的特殊历史说成现代性的起源地。对他们而言，这两个概念不是中性的。事实和意愿不分，很容易会把事实理解为意愿。
事实现象无论如何定义，必须有经验基础和证据，但意愿未必。比如前述的“现代性”，它们是什么，为什么出现，以及如何扩散的，是必须要用史实证明的，这和人们是否喜好它，是否应该推动它，完全是两个问题。詹姆斯·弗农从英国历史中发现，人口流动促进了超地方的交易发生，一系列的社会变化随之出现：与之前有限不变的生活区域不同，广泛的人口流动提供了差异性（陌生人社会），导致不同的客观评价在新的生活地点交汇。为了区别，必须给在家乡和迁入地的不同规则命名，于是前者被定义为传统性，后者被定义为现代性，以区分依据对象识别和关系定责的特殊主义规则，还是根据行为识别和身份定则的普遍主义规则。作者观察到，普遍主义规则在陌生社会更加盛行，这助长了更多抽象社会关系的形成。同时，随着个人和原生地的关系不断弱化，家乡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越来越不重要，植根于个人和原生地的旧关系模式渐渐难以为继。旧世界是围绕亲密的地方及个人关系而构建的，而陌生人必须在与彼此的交往中发展出新的律例、约束和道德规范。它们是熟人社会无法提供的，因为规则根本不同。陌生人社会面临一系列彼此协调的新问题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抽象化、不同于家乡的规则应运而生。正是这些挑战，激发了对抽象规则的植入和再造。社交活动的新法则及更细致的社会分类渐渐成型，以便于彼此陌生的人们在各类场合，能正确预期和应付对方；权力和权威不再由那些显要的、认识的人物所掌握，而是逐渐移交给了抽象且匿名的官僚机构；伴随着许多新组织出现，长久依赖于地方网络和个人信用的贸易被逐渐重构，经济活动开始受控于抽象、规范化的全新交易规则（法律）；新型职业群体不断出现（士兵、工匠、临时工、牧师、国家职员包括收税人员、邮政人员等，以及激进的政治领袖），产生了新兴的市民类别；在更为开放、流动性更强的城市，陌生人共同工作的概率增加，频繁与陌生人邂逅的机会，产生了维护私人空间、人际恰当交流、建立社交距离等问题；关于抽象概念的印刷品广泛传播，促进了基于认同感、而非地理分区和关系的共同体建立；地方面对面交流的市场，被重新构建为抽象的空间，商品交换的模式不再以个人识别为条件，广泛的、跨地方的交易才成为可能。
这些基于事实的现象描述，并不代表作者的意愿在使传统衰落。这里，传统在衰落是一个事实判断，而非价值判断。作为一个事实它不受发现者的意愿支配，在独立地发生，它们被描述是因为该事实真实出现了，而不是因为表述人持有让传统消失的意愿。弗农描述了一系列传统规则的瓦解及现代规则的扩散，她用“规则抽象化”（指不是针对某特定对象的通用规则，它无需再以辨认对象为前提，由此降低了传统社会面对面交往的巨大成本），概括变化中出现的一般性现象。为何这是一般性现象？因为它虽在英国历史经验中发现，但所描述的异质性出现，在很多国家的社会变迁中都可见到。因此，类似的事实完全可以从任何地域经验包括中国经验中得到证明。但如果我们缺乏从特殊经验阐发一般事实的能力，就会把他人的阐释当作独特经验，同时也把自己看作独特经验。如果独特经验无法互通，不存在普遍共享的事实，等于否定了从自己独特经验中挖掘一般性的可能。
五、目标设定和推理逻辑
在任何思维方式的交流中，阐述自己都可能出现两种后果：强化或缓解沟通不解。为何会强化沟通不解？变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？缺乏可共享的目标设定和推理逻辑是也。从反思出发警示问题，我简要讨论以下几个常见的方面：（1）轻视将经验和理论问题相联系，主动弱化二者关联的必要性；（2）忽略分析框架和预设等观念架构的参与，无法让叙事服从于解释顺序；（3）用道德解读和意识形态评判，替代理论解释和事实归因；（4）停留在有限（局部）经验的现象因上，忽略探索有系统性价值的理论因；（5）用现象的复杂性拒绝超越经验的模式简化。这五点，简单说，就是研究目标、分析框架、推理逻辑、抽象化和形式化，这些问题可能限制从特殊经验中发现一般理论的能力。
（一）研究目标
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基本目标是什么？学界没有充分讨论，似乎可以任由研究者自我选择。事实上，以研究为名的实际目标可以有多种，其中不少虽不可或缺，但与探索知识关系不大。比如，如果研究目标是彰显成就，要点就是成绩罗列，并且假定原因已知−不然怎么会取得成就？较少会自动走向进一步探寻−究竟做对了什么，为何做对了，原理是什么，和其他已知的原理是什么关系，如何回应不同的解释，等等。还比如，如果研究目标是教化，提升求学者的思想境界，那么通常是居高临下、自我确信的，作为老师带领学生，怎么会去和他们一起平等探索未知？再比如，如果研究目标是战斗，要争取把敌手打败，必预设自己正确对方谬误，怎么可能将不同的经验进行比较，并试图发现通用原理？显然，研究的目的有很多种，不是所有的目标都会自然指向知识探索。
知识探索的目标实际上是简单的，它关心的问题限定且纯粹：发现了什么事实？其原因为何？已有的解释是否正确？由于研究的探索性，完全可能出现不同的答案，这没有关系，经历批评检验可以辨别真伪，所以思想论辩市场的存在，对于知识竞争不可或缺。比如，研究者观察到，在一些情况下，社会财富有巨大增长，而另一些情况下并非如此。这是一个现象发现，要让这个现象引起学界关切，需要进一步寻找解释−为何如此，原理在哪儿。很多研究者为此目标工作，探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能够创造财富生产的诱因。对此问题，哈耶克的回答是，能够有效利用分散（于社会成员中的）知识的制度；贝克尔的回答是，能够促进人力资本广泛投资的制度；蒂约尔的回答是，具有相容激励，可形成利益分享最大化的制度。这三个回答虽然不一样，但都试图发现有关制度激励的一般知识，解释财富增长的成因。这样，来自不同经验的成果，就可以产生相互了解的兴趣。
（二）分析框架
分析框架类似于理想类型，是一项将事实要素的关系理论化的努力。分析框架具有竞争性，代表着流派传统，所以有多少分析框架，实际上就会有多少分析标准。这些标准往往影响着研究者对于具体事实的看法，在研究中起到发现事实、确定价值、提供标准、组织证据的作用。如果没有分析框架的帮助，很多差异现象就会隐藏于历史视而不见。因为判断何者为关键要素，并非由材料自动给出，而是由分析者从材料中找出。
比如，对于社会转型的分析，一种分析框架是：生产力的发展，改变了生产关系，从而出现了有产者支配的社会形态……因此，生产力的变化是社会形态转型的原因。另一种分析框架则是，产权关系确定，激励了效率追求行为，推动了生产力的研发更新，更多的生产剩余转向投资，从而出现了有产者支配的社会形态……因此，产权关系的变化是社会形态转型的原因。那么，究竟是生产力推动了社会转型，还是产权关系推动了社会转型？与其说是碎片化的资料本身，不如说是分析框架对于资料的组织方能给出答案。没有分析框架，很难揭示因果联动机制，这种揭示必须有观念架构的参与。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历史的叙述，就服务于他对法国社会关键性局限条件的发掘：绝对专制、集权官僚体系、观念的抽象性和政治经验的匮乏。他使用史实，是为了揭示这些关键变量塑造变化的作用，而不是为了书写史实本身。所以他摒弃了自然编年的秩序，让叙事服从于观念构造的秩序。
（三）推理逻辑
不同的语言，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，往往重视的焦点不同。很多时候，人们互相不懂，问题不在观点（有分歧在学界很正常），而在论证的逻辑。比如，采用证明还是评断，属于不同的逻辑。证明需要展示证据，证据要有多元来源并各自独立，而评断通常不区分证据和意见，也不要求多元证据的独立性。如果从证明的逻辑出发，评断应是证据的结果而不是证据本身。还比如，解释问题需要合乎推论的程式，一层一层拨开条件，揭示影响因素的作用，展示他人可见、可复核验证的事实 ，“用一步步的检验呈现，而不是以该个案中事件的叙事方式写成”。这些逻辑不是观点，而是产出观点的推论方式，如果拒斥推论逻辑，观点就无法赢得严肃学者的重视。
不同语言的交流尤其需要了解对方的逻辑基础，因为思维沿着语言所设定的路径前行，每个研究者都无法逃脱习惯母语的影响，“一种语言是一个组织体，它系统地关注现实世界及认识领域的某些方面，同时系统地舍弃其他语言所关注的那些特征。用这种语言的人完全意识不到存在这种组织性，（因为）他受到这种语言的彻底制约”。语言的制约常常表现为逻辑差异，比如记录事实，用概念概括事实间的关系，与“传达情感、指导行为”的逻辑就很不同。这提示了研究者自我反思的必要性：在逻辑上，是否习惯评判而非证明？是否将自己对事实的看法当成对事实的描述？是否将道德或意识形态判断当作因果原理陈述？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需要警惕自己的局限性，寻找共同的逻辑基础，思想交流才能增进互懂。
（四）抽象化
寻找一般性知识是一种理论探寻，理论是社会现象背后的原理关系，表现为超越具体现象的抽象命题。理论不是和具体对象绑定的，而是对一类行动模式影响关系的抽象，理论不是说某人对了，而是说某一类行为对了，如果这种对具有原理含义，那么应该在同样的条件下，任何主体采用这一行为，都可能出现相似结果，这才是抽象化了的理论因。理论不是简单的现象归纳，需要演绎和分析，如果仅靠观察发生链就能发现因果关系，“科学就太容易了”。理论必须揭示关键性因果影响，同时回答这一问题：任何事件如果被观察到以某种特定的顺序发生，为何我们确信，这是源于某个自然稳定的因果规则，而不是源于偶然？具体经验虽是地域性的，但理论是全局和系统性的，如果无法抽象为理论命题，任何经验都难在他人的世界中具有意义。
抽象化要求在现象的上位概念中寻求解释因，并用简化的命题形式表达出来。假设从经验到理论是一个纵向阶梯，经验呈现具体、多变、复杂的多样性，理论则是呈现一般、（相对）恒定、简洁的关系。寻找理论的工作，需要沿着这个阶梯进行抽象水平上升，使来自经验的发现能够（暂时）脱离经验，独立成为一组因果关系命题。理论抽象只凸显关键因果关系，比如马克思揭示的原理−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当其脱离了特定的经验（英德工业化），可以解释其他的工业化经验时，就成为一般性的理论命题。理论是可以脱离某一经验独立存在的、具有自洽性、非矛盾性的、简洁关系的表达形式，其不是仅仅解释一个经验现象，而是对一类现象因果动因的描述。
（五）形式化
形式化在汉语中容易引起负面的“形式主义”联想，所以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。但社会科学的形式化表达，并非人们通常厌恶的形式主义，而是指知识演绎的一种呈现形态：类似于几何图形，也可以用文字、数字和连线表达的、可推论分析的简洁式。在多数学科中，形式化是常态−比如，运用公式模型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。部分文科拒斥这一点的理由，是它不能呈现复杂性。如果复杂性是一个目标，可以用其他的方式−比如叙事−呈现，但这不能成为否定形式化的理由。因为社会科学更重要的目标，是从复杂性中拎出关键联系和特征，这恰恰需要形式化能力。
除了表达结论，形式化往往还是分析得以展开的必要起点。比如我们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象，必须从二者的形式特征出发，这些特征由前辈学者经由具体的经验事实建构起来：一个是资本驱动的，高度竞争的，主要由市场调节的资源配置体系，福利保护较少，风险由抉择者个人承担；另一个是由行政组织驱动的，主要由中央计划调节的资源配置体系，对福利保护较多，风险依靠组织承担。这些特征将经验现象形式化为模型形态，通过知识传播，被广大的学界所熟知接纳。对社会现象和关系的形式化表述，具有系统提供特征基准的作用。应当说，社会科学的大量概念，以及概念（所表达的经验事实）之间的关系，都是形式化的成果。没有这种形式化工作，学界只能陷入各讲各话的境地，根本无法运用关键特征作为标准，展开分析，更无法运用形式化模型的比较展开对话。
推荐语
如何更好地阐述中国经验？文章给出的答案是，改变过于强调特殊性的思维特性，重新回归一般性：具备从特殊的中国经验中揭示一般性的问题意识，关联并比较中国案例与已具备的系统性知识，援引有关中国经验本身的认识范畴寻因作证，区分关于中国经验的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，运用形式逻辑从具体现象中抽象简洁原理。（政治学人编辑部）
责任编辑：孙楚涵
一审：肖伟林 二审：王智睿 终审：吉先生
文章来源：《学术月刊》2022年第3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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